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创建了拥有31个县、5万平方公里面积、150万人口、武装力量逾万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对桂系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邓小平等领导人非常重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努力打造廉洁政治。

　　1929年10月中旬，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到达龙州，借鉴右江地区的经验，其整顿、改造部队的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但由于干部力量薄弱，整顿不够彻底。随后，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继续整顿和改造军队，加强组织纪律建设，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在队部和营连设政治委员，对官兵加强革命理论和纪律教育；发动士兵揭露旧军官虐待士兵、克扣军饷及其他贪腐行为；采取撤换、调训和礼送出境”等措施处理一批屡教不改的旧军官。

　　当时，邓小平结合左右江实际，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从创办党报党刊开始，打造反腐倡廉建设的舆论阵地。11月初，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创办了《右江日报》，在百色起义后成为红七军的前委机关报。次月，中共右江特委随即创办了特委机关报《红色右江》。龙州起义后，左江苏区政府把《群众报》改成了《工农兵》报，作为红八军的机关报，创办《左江红旗》周刊，作为左江特委的机关周刊，从舆论上开辟了反腐倡廉的战场。

　　不仅如此，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发动倡导大家谱写和演唱红色歌谣，作为廉政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采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把廉政教育的内容融入左右江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中。

　　红军纪律十分的严明，凡我同志须记牢……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没收地主豪绅的东西，不得自已贪污归私，服从指挥员上缴给养队，遵照规章统处理。无论战时平时与行军，莫把群众利益侵，若要发洋财就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留情。”这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红军纪律歌》。

　　红军通过刷写简明扼要的标语和口号，广泛传播反腐倡廉思想。编印散发、张贴和书写文告传单、标语、口号等，如《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我们的主张》《土地革命》《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文告，书写不信端滋扰良民”公平交易（不强买强卖）”；向各处游击时，官兵待遇平等”内外纪律严明”等标语，把党和政府的施政纲领、军队的任务和纪律等迅速广泛地传播到各族群众中。

　　1930年初，恩隆县(今属田东县)苏维埃政府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商人的县苏维埃干部黄汉耕，治理腐败有了一定的成效。8月，处决了贪污红军战利品巨款的思林县赤卫军队长黄金光。邓小平来到果德县(今属平果县)后，对果化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赵世斋和粮食委员赵世纲侵吞军粮军饷案进行严厉处理，严惩和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堕落分子，对贪污腐败分子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惩防并举，强调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和爱护干部。

　　反腐倡廉的宣传也深刻影响了红军队伍，红七军主力北上时，第四纵队队长、石江赤卫队总指挥黄治峰回家提取他交由堂兄黄经正保管的红七军经费，共3斤12两黄金、17箱光洋。因家里生活困难，黄经正劝说他从中拿出一些钱财留给家里，黄治峰严肃地说，这是红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家里的困难另想办法解决！有一次在凌云县,因天气寒冷，红七军有位战士拿群众的茅草烤火，被李明瑞召开群众大会严肃处理，立刻向群众赠礼道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监督干部作风和军费开支上，重视了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为镇压反革命、管理干部队伍起到了强化震慑作用，保障了队伍内部的纯洁性。如今，反腐倡廉工作仍任重道远，我们必然要进一步高度重视，传续做好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工作。（平果市纪委监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