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开元年间一场雪，飘飘洒洒，落在旗亭酒肆，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正相约在这里喝酒。

　　这三位诗人好友一边围炉取暖，一边欣赏伶人的演唱。而伶人不知他们所演唱的，恰巧是这三位诗人的诗。于是，三人暗暗比较：看谁的诗被演唱得多。

　　这时，有人歌喉婉转唱起“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正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不一会儿，有人唱“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这是高适的诗；又有人唱“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这又是王昌龄的绝句。

　　王之涣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赶紧说道：“如果下一曲还不是我的诗，那我以您二位为师！”

　　话音刚落，歌者高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众人听罢，纷纷赞服。

　　这个故事，被唐代文人薛用弱记录在《集异记》中。我们今天借此，一窥唐人气象。

　　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

　　唐代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唐代的人们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

　　隋末天下群雄并起，公元617年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次年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太宗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为盛唐奠定基础。

　　唐朝疆域空前辽阔，极盛时东起日本海、南据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贝加尔湖，是中国自秦以来第一个未修拒胡长城的大一统王朝。

　　国内河山一统、天下太平，海外交通四海、推陈出新，成为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一时间万国来朝。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成为当时的风尚和气象。

　　学界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发展的时期。“在当时世界上并存的几个大国中，东罗马帝国已经衰落，天竺（印度次大陆）仍处于分裂之中，大食作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刚刚崛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看，唐王朝是最为兴盛强大的。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人类文明的一大中心。”

　　域内各民族的融汇，域外诸国的交流，对整个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影响，“培养了强固的民族自信心与高昂的民族自豪感，造就了开阔的胸襟和自由无拘的心态”，这种精神的力量又反过来推动了物质文明的繁荣。

　　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大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明月何曾是两乡

　　晚唐五代时期著名词人李珣有一首《定风波》：“志在烟霞慕隐沦，功成归看五湖春。一叶舟中吟复醉，云水，此时方识自由身。”李珣，听上去完全是中国人的名字，而实际上他是波斯后裔，他的祖上就是波斯王子卑路斯。

　　这话要从初唐说起。

　　公元642年，波斯萨珊王朝被大食彻底击败，立国四百年的王朝土崩瓦解。国王伊嗣俟三世几经逃难，却未能幸免于难。他的儿子，也就是波斯王子卑路斯带领余部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逃，经过长途跋涉，辗转穿越了吐蕃、突厥的控制区，终于到达长安。24年的颠沛流离，破国亡家之痛，卑路斯担负了不该这个年龄所承受的生命之重，到达长安后，饱经沧桑的卑路斯已经非常成熟。

　　深知聚散离合之苦的卑路斯，在长安与族人一起安定下来。卑路斯被唐高宗任命为右武卫将军，为唐朝十六卫将军之一。在朝廷允许下，卑路斯以长安醴泉坊的波斯胡寺为中心，团结波斯族人，开始了融入唐朝社会和生活的进程。后来，卑路斯在长安逝世，朝廷批准其安葬于洛阳波斯王陵区。

　　卑路斯有一个儿子泥涅师，由唐朝朝廷下旨继承了“波斯王”的封号。公元679年，吏部侍郎裴行俭奉命送泥涅师返回吐火罗。近30年后，泥涅师重新回到长安，唐中宗授予他左威卫将军。最终，泥涅师病逝于长安。安史之乱后，波斯王室部分成员迁到四川，李珣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

　　这段历史，回顾起来令人感慨万千。历史，就是在这样的辗转起伏中不断向前。正如王昌龄《送柴侍御》中两句脍炙人口的诗所写：“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到唐朝学习的留学生

　　长安城里，一众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诗人为一位朋友送行。诗人王维举起酒杯，高歌畅吟：“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送行的对象是一位50多岁的日本朋友，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7年，望着朋友们热切的目光，他端起酒杯在万千思绪中吟诗一首：“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这位日本朋友就是遣唐使阿倍仲麻吕。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了学习中国文化，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2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向中国多次派出遣唐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可谓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

　　遣唐使中最有名的当属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他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之一，因“慕中国之风”而不肯离去，于是改名晁衡，长留大唐。阿倍仲麻吕进入国子监太学，攻读《礼记》《诗经》《左传》等经典，太学毕业后参加科试，竟然一举考中进士。他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深度交往。

　　这场送行宴结束，阿倍仲麻吕踏上归国的航船。海上风浪难测，有人传言他在海上遇难，李白痛惜万分，提笔写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阿倍仲麻吕看到李白的诗，一时间百感交集，写下著名诗篇《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阿倍仲麻吕的船确实遇到了大风浪，漂到了越南一带，他又辗转回到长安，继续在唐肃宗、唐代宗两朝任职。最后，他老逝长安，埋骨大唐……

　　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诗国高潮

　　大唐气象最集中的代表和展示，莫过于唐诗。学界普遍认为，盛唐艺术在唐诗这里奏出了最强音。哲学家李泽厚评价，“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里有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模拟的节奏音调”。

　　确实，提起唐诗，我们有太多耳熟能详的名字。除了名如日月在天的李白、杜甫，还有高适、岑参壮志酬国的边塞诗和王维、孟浩然的诗画田园，这些作品自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描摹出了将军之骁勇；“从来幽并客，皆向沙场老”，表明了战士的决心；“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种洒脱的英雄之气跃然纸上；“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将士们即便思乡也没有半点颓丧消极的情绪。

　　一种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大唐气象，这也是大唐时代的性格。“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使得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那么新鲜，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

　　这种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它浸润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大，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小。“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如长江大河，似天风海涛，读到唐诗，瞬间就呼吸到阔大不羁的气息，感受到金戈铁马的大气。

　　90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道：“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与极精严的抉择”。

　　诚哉斯言，一个民族共同体需要共同的文化记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毋庸置疑，大唐气象，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记忆。（穆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