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让，囊括了很多内容，比如礼让、忍让、退让、避让以及“温良恭俭让”的让，等等，这些都属于做人必须具有的品德。今人如此，古人亦然，春秋时代的先人，尤其如此。中国有句俗话“退一步海阔天空”，不知出自何人之口，乃是充满大智慧的处世哲学，也是完善自我的人生宝典。做到者，通常能够渡过难关；做不到者，免不了要碰个鼻青脸肿，甚至头破血流，这也是古往今来的中国人，通过切身体会而验证了的真理。

　　《史记》将《吴太伯世家》设为世家列传第一，有研究者认为，司马迁非常推崇人世间的这种弥可宝贵的谦让精神，大有深意在焉。要是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存有一份谦让之心，懂得谦虚，懂得让步，无论做事也好，为人也好，一不强自放大个人，二不曲意低估对方，那么，将会省去多少是非、纷争、纠葛与烦恼啊。

　　司马迁作《史记》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定型，遂有诗书礼乐，遂有制度文明，大家进入物质世界，遂也有多寡之分，高低之别，当然，也就有了竞争与礼让，拳头和微笑的不同对待。特别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统治者，让国让权，这种最根本的谦让，是绝对做不到的，哪怕打破头，也要争个上下，高人一头。因此，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以及他们十九世孙季札的让王，应该是尧、舜、禹禅让以后唯一的、绝无仅有的和平过渡范例。此后那三百多位皇帝，无一不是在刀光剑影、血腥屠杀中进行朝代更迭。因此，司马迁将吴世家列名为这一章的第一，或是这位大师“皮里阳秋”的笔法。

　　季札让国的事迹，除了《史记》之外，在《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更早的史籍里都有记载。春秋晚期，群雄蜂起，天子势弱，诸侯遂目无王法，扩张版图，国与国之间兵戎相见，势不两立，动辄犯上作乱，称王逞霸，违法僭越，便成了家常便饭，随即出现孔子经常叹息的衰象“礼崩乐坏”。世人怀念季札这样的至德之人，歌颂他、咏叹他，追思之情，胜于其祖吴太伯和仲雍，毕竟大家都不谦让，便益发珍惜这种极为难得的个例，时势使之然吧。

　　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初年，吴太伯偕弟仲雍，为让王位，离开镐京，断发文身，来到长江以南开辟新区，向当时的蛮荒之地，拓展中原礼乐文明，延至季札（前576年-前485年）当政时期，已经19代了，吴囯逐步走向强盛。季札的父亲名寿梦，有子四人，曰诸樊、曰余祭、曰余眜、曰季札。季札虽幼于其兄，却以贤德和博学著名当世，寿梦为吴国长久计，下决心打破惯例传位于他，未成。后来，寿梦死，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也都要求季札接位为王，主持国家大政。季札是个崇尚礼乐，洁身清行，严格遵守嫡长子继承制，稳定国家和政权的谦谦君子，更何况太伯和仲雍做出了榜样，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延陵，即今之常州，快乐地务农去了。如此季札的“三让”，随即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季札的故事除了“守节”与“让国”外，还有“挂剑”一节，也许能让后人更加钦佩这位古人的风节。

　　季札初次出使途中，路经徐国（今江苏宿迁、泗洪一带），徐国的国君盛情接待了他。礼尚往来，谈笑风生中，季札看出这位国君非常喜爱自己所佩带的利剑，啧啧称羡，口虽未言，季札已经猜知他的心思。但佩剑是他的身份证明，如果没有接下来的外访任务，他会马上解下剑来，赠予这位国君。

　　西周时期，我国的青铜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由于农业经济超常发达，耕种农具的大量需求，很快进入无所不能的铜铁合金冶炼时代，由于当时平原地区盛行车战，使用“长兵器”，而吴越等国所处之江南，河湖港汊较多，适宜短兵相接，近身作战，因而，刀剑是士兵的必备武器。上世纪70年代，长江流域出土过吴王夫差的宝剑，由此证明，南方长于制造贴身兵器，徐国是戎人政权，冶金技术发展较慢，这也是徐国国君对季札那柄宝剑爱不释手的原因。

　　曾经在湖北省博物馆看到过一柄越王勾践的佩剑，这属于“镇馆之宝”。打开剑匣，冷光四射，寒气逼人，顿生凛冽肃杀之威。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写道：“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虽说仅有短短几十字，却显露出“大师手笔”。季札所具有成人之美的舍让胸怀，以及他一诺千金的诚信品质，通过挂剑一个情节，极为充分地表现出来。其信义，其忠忱，也就让世人更加珍视这位“三让其国”的历史名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