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1103—1162），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宋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世称“夹漈先生”，宋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平不以科举为务，刻苦力学30年，著述宏富，今存有《夹漈遗稿》《尔雅注》等数种，以晚年所撰《通志》最负盛名。宋高宗赵构对郑樵说：“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郑樵非常注重实学，他的一生，正是“敷陈古学，重视实学”精神的写照。

　　 盖三间茅屋专心读书

　　郑樵少年时资质颇高，有“神童”之称，他从小就刻苦勤学，立志读天下书，幼时不学犁锄，慨然而有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他年少时就谢绝人事，闭门读书，发出“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的宏大志向。因此，他大量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对经旨、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校勘目录等学问都有深入的研究。

　　郑樵家书籍不多，为了读遍古人之书，通达百家之学，他只要听闻有藏书之家，就直接登门求书阅读，不问对方是否同意，定把所有书都读尽才离开。他注重运用目录法和读书笔记，在博览群书之前，先选择其中的精华，再进行仔细品读，层层深入，反复思索。所以明代内阁首辅陈循发出了“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的赞美。

　　后来，郑樵在莆田夹漈山上盖了三间茅屋，命名为“夹漈草堂”，用来专心读书。郑樵回忆道：“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郑樵和从兄郑厚曾两次向枢密院事宇文虚中联名上书，陈述为国抗金的志向，但是没有受到重视。于是，郑樵便将满腔的爱国热情寓于笔耕之中，开启了他的修史与著述生涯。正是因为郑樵拥有这种爱国情怀和高远志向，才能够甘愿忍受贫苦艰难的生活。

　　此后，郑樵提出了“会通”思想，立志要会通古今天下的道理，主张修书的根本，不可不根据仲尼、司马迁的会通之法，延续了司马迁的通史之风。他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会”是融会，“通”是通达，“会通”就是指融会贯通天下之理与古今之道，使之成为一体。正是在“会通”思想的作用下，郑樵在修史与撰述等方面都尽可能的追求广博与通达，将古今道理与天下学问都融合在他的“会通”思想学说之中，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郑樵坚持“会通”思想，终成一家之言。他认为史学家修史如果仅根据一代的历史，就不能贯通前代的历史；如果仅根据一部书来撰述，就不能融会天下之书。所以后代与前代的历史，就不能够前后因循相依了。章学诚评价《通志》：独取3000年来的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郑樵在修史方面，自始至终都抱持着远大理想与志向，所以才能提出“会通”思想而成一家之言。

　　向农民野老学习实践经验

　　郑樵在修史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实学思想。他认为实学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实践的方式去获得经世致用的学问与知识。郑樵指出：“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当仲尼之时，已有此患。”他认为不重视实学是自孔子以来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郑樵认为“人情事理”可通过自己的反复涵泳体悟获得，但是至于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如果不去研究和学习，即使是思考千回万遍也不能够认识它们。因此，他很注重通过实践来丰富自然科学知识，通过游历名山大川来丰富其地理知识，显示出求真务实的实学思想。例如，郑樵亲自实践以求真知，通过向农民野老学习实践经验，到野外去观察动植物的特点情性，又根据《步天歌》来观察和目验天象，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获得了第一手的自然科学知识，从物理与科学入手，使他的学问更加扎实深入。

　　另外，郑樵还具有批判和创新的态度。他认为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这些都是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另外，他提出《诗》、《书》可信，但不必字字可信；经书既苟且，史书又荒唐；如果求之经传，就会辗转生讹等思想，表现出对古代经典和注释持客观审慎的态度。郑樵还剖析批判了史学界的褒贬之风，斥责其为“妄说”“欺人”，并且反对天人感应说，认为灾祥怪异之说是“妖学”“欺天”。

　　郑樵不仅酷爱读书，也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学家。他拥有大量的藏书，通过对图书的搜集、典藏、分类、编目、校雠、考证、文献研究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求书八法”“类例”等概念，并对校雠学、目录学、图谱学、金石学、分类法、天文学、地理学、昆虫草木学等进行了大胆革新，集中体现了郑樵的创新精神。

　　顾颉刚认为郑樵是中国历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敏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郑樵一生藏书数千卷，著书千卷，可谓是史学界和藏书学界的大家，留下了大量的精神遗产。由于他对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极高热诚和巨大贡献，所以郑樵也被称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

　　 朱熹慕名前来拜访

　　郑樵一生命运坎坷，亲人相继过世。但是他笔耕不辍，孜孜不倦。郑樵少年时不应科举，无心仕进，三次被举孝廉，两次被举遗逸，都被他辞掉了，可见他一生淡泊功名利禄，潜心于修史著书，曾几次向朝廷献书，并求到秘书省翻阅书籍，为其修史著述做准备。在被朝廷封官之后，郑樵因不附权贵，屡遭弹劾。

　　宋代理学家朱熹曾慕名前来拜访郑樵。郑樵以“豆腐、白盐、白姜、荞头”这样极其简单的食物待客，并与朱熹扺掌而谈了三天三夜，朱熹钦佩于郑樵的博识多闻。尽管食物粗劣，但是朱熹仍然很高兴地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全也。

　　郑樵在《夹漈遗稿》中写道：他在无论多么困难恶劣的环境中，都没有虚度光阴、浪费时间，从未中断写作，厨房中看不到烟火，但是诵读记忆没有断绝过。如此一般，经年累月，潜心于修史著述，体现出郑樵锲而不舍、勤奋有恒的精神，以实现他“成一家之言”的目标。

　　秦桧当政时，下令严禁民间私人修史，违者以罪论处。郑樵为了完成《通志》，在夹漈山居住30年，远离人世，一心修史，包括宰相赵鼎、张浚等士大夫都十分器重和敬仰郑樵。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下诏命郑樵进呈《通志》，郑樵因积劳成疾在临安与世长辞，享年约59岁。

　　郑樵介绍《通志》说：“其书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郑樵以淡泊名利的精神，勤奋不懈的追求，走过10年访书、30年著书的艰苦历程，几十年如一日地刻苦读书、潜心修史，最终完成了《通志》这部史学鸿篇。《通志》涉及诸多知识学科领域，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并与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

　　梁启超高度评价郑樵的史学贡献，“宋郑樵生，左（左丘明）、马（司马迁）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史家中，“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郑樵淡泊名利、潜心修史的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