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廉”一直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主题。中国历朝历代提出了很多廉政理念，实施了很多廉政举措，不断赋予清廉新的内涵。汉朝提出“回避”制度防止任人唯亲，宋朝时要求御史“风闻言事”……有些举措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现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廉是从政之基。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无不将清廉视为从政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周礼》以“六廉”首提廉能并重、以廉为本的思想。《晏子春秋》提出“廉者，政之本也”，把“廉”当作为政的根本。孟子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阐明了对廉与贪这两种对立价值观的认识。韩非子直接点出廉吏的特质：“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历朝历代也设立了各种监察和反贪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以清廉为基稳固发展。

　　廉为成事之本。史海钩沉，既可以细说一部“清官史”，也可以写出一本“贪官谱”。清贪一念间，却决定为官者能否成事。清官廉吏往往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进而成就一番事业。东汉南阳太守羊续“悬鱼拒贿”，为百姓排忧解难，官至太常；南朝吏部尚书徐勉“止谈风月”，晚年所写《诫子书》至今仍能给人深刻启迪；明朝海瑞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被百姓称为“海青天”……反观贪官，大多为满足私欲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人民之上，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指鹿为马的赵高，操纵赋税贪污，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秦朝灭亡；纳贿自肥的刘瑾屡次制造冤案，使得明王朝元气大伤；聚敛钱财的和珅，即使最终被扳倒，但以其为代表的贪官侵蚀朝纲已久，腐败之风下清朝颓势难挡。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古人认为做官最难的在于能否做到廉洁，并且不限于一时之廉洁，而是一生清廉。这份坚持是能够干事成事的重要基础，如果在廉洁这一步上没有迈稳踏实，成功便难以持续长远。包拯任端州知府期间，查明了历任地方官借进贡端砚为名盘剥百姓的真相，但在临走时他却不愿接受端州百姓赠送的上好端砚，于是后来便有了“端州三年任，不持一砚归”的美誉。在当代，“四有”书记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公廉为民的作风成为他干事创业的精神支撑，最终带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治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1964年调离东山时，他将某次请客多花的20多元钱还给秘书，并说“不能从食堂结余中报销，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到福州了”。

　　以廉为本，以廉成事。广大党员干部要守好清廉底线，用清廉为干事奠基，慎初慎微，勤政为民，在廉洁干事、干净成事中树立起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何亚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