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晋陕大峡谷西岸，有一个古老的小镇，面朝黄河，背靠大山。此山既非土山，也非石山，“胶泥夹石炮，石山土戴帽”是其典型特征。这样的地理对于枣树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随便在哪里栽下一棵小树，就会疯长。小镇上的村民老了一茬又一茬，枣树栽了一茬又一茬，慢慢就成了气候，全镇二三十个村庄都隐藏在茂密的枣林之中，简直就是黄土高原上的人间秘境。尤其壮观的是，小镇所在的黄河滩上那一片千亩枣林，密密匝匝、高高低低，俯瞰，像大自然为黄河配的一条绿丝带，小镇因此而得名“枣林坪”。

　　枣林坪镇红枣名声很大。城里人包粽子、蒸枣馍馍、蒸枣糕、烙枣饼子若是能买到小镇的红枣，则满脸喜悦，很是自豪。小镇的红枣名不虚传，个大、肉厚、瓷实、饱满，把枣子掰开来，枣肉可以拉成一丝一丝，像春蚕吐丝一样，亮晶晶的，甜丝丝的。枣林坪可谓因枣而生，为枣而生，那红枣要是不好吃，反倒是咄咄怪事。

　　小镇红枣好，关键在于水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小镇上的枣树是枕着黄河波涛长大的，树上结的枣子是被“叫枣红”一声一声叫红的。乡亲们亲切地把蝉称作“叫枣红”，夏秋时节，枣林间蝉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会儿是独唱，一会儿是对唱，一会儿是大合唱。这些“叫枣红”是小镇上最杰出的民歌手，它们叫着叫着，枣就红了。待红枣熟透以后，大家商量一下，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一齐开杆打枣。初冬，商贩们就忙活起来，把小镇红枣一车一车卖到天南地北去，再把外面的大米白面拉回来，庄户人家的锅里就多了一些油水，日子一天比一天更滋润了。

　　小镇上的人们天生就是民间艺术家。那些看起来笨手笨脚的男人，一手拿着铁丝，一手拿着虎口钳子，随便捆绑几下，就把一堆杂乱无章的枣木棍变成了一道一道篱笆墙，扎在猪圈门口、厕所门口或者小路旁、菜园子旁，既美观又实用。女子们心更灵，手更巧，她们用线把红枣缀成枣串串，用高粱秆把红枣穿成枣排排，用麦秸秆把红枣编成枣蛋蛋，往窑檐底下一挂，眼前就多了一些喜色，生活也似乎多了一些奔头。

　　那一年，我从县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镇上的中学教书。到单位报到那天，下着小雨，我独自一人走出校园，在一片枣林中漫步。枝头的红枣被雨水洗得亮亮的，摘一个咬了，水水的、脆脆的甜。正准备伸手摘第二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喊一声：谁让你偷吃红枣的，罚款十块！我自知理亏，红着脸低着头，不知说什么好。恍惚间，两个姑娘大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消失在了枣林之中，像一股来去自由的风。

　　记得校园外的河滩上有一段很长的河堤。那河滩是宽阔的、松软的、富有诗意的。河堤内积了厚厚的一层土，打了土楞，是一畦一畦的菜园子，南瓜葫芦紫茄子，莴笋萝卜豆角角，青青的嫩，嫩嫩的绿。傍晚时分，我常常坐在那道河堤上看长河落日，常常能遇见一个妇人赤脚在河边担水浇菜，腰一拧，屁股一扭，扁担颤悠悠地走远了，就像一片鲜活的香菜叶子被风吹走了，只留下一首充满泥土气息的田园诗，留下一幅恬静而淡远的山水画。

　　二

　　小镇归陕西省绥德县管辖，与山西省柳林县石西乡隔河相望。这里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民俗独特。有着“九曲黄河览胜，百里红枣飘香”的美誉。

　　小镇的确很小，全长不过三里路。最北头，是中学，然后依次是镇政府、黄河航运站、税务所、工商所、卫生院、粮站、信用社、兽医站、完小、供销社，最南头是派出所。小镇虽小，但政府机构齐全。因此，对村里的人来说，到小镇上赶一回集，感觉就像去了一趟大城市。

　　小镇逢五逢十遇集，五天一集，间隔不算长，也不算短。每逢集日，所有的村庄都会骚动起来，父老乡亲们背口袋的、挎包包的、提篮篮的、担担子的，三三两两，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去赶集。当然，赶集的也少不了山西人，要是少了山西人，集市就逊色了一小半。小镇与河对岸的石西乡早就结成了友好乡镇，政府之间联系比较紧密，民间互动十分频繁，黄河两岸通婚现象非常普遍，东岸有个姑姑，西岸有个舅舅，再平常不过了。人们常说，隔河千里远，可是，对这两个乡镇来说，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是一条渡船的距离。这么一来，小镇遇集，往小了说，是两个乡镇的盛会；往大了说，就是秦晋两省的盛会。山西老乡唯恐误了小镇的集市，动不动就男女老少载一船，慢悠悠地从河里漂过来，跟陕西老乡一条街上挤牛牛（凑热闹）。一时间，夹在青砖瓦房和古老窑洞之间的街道被挤得摇头摆尾，闹哄哄的，集就红了。满街溜达的后生小子们心灵灵的，眼活活的，盯着红裙子、白裙子、花裙子，那些晃眼的“裙子”飞来飞去，蝴蝶一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飞到谁面前，谁就红了脸，低了头，就哼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对大人来说，赶集的最主要目的是买到想买的，卖掉想卖的；对一些小伙子大姑娘来说，赶集的主要目的是在人群旮旯里瞅一个意中人；对小孩子来说，无非是吃一块西瓜或者一个甜瓜，吃一个刀刀碗托或者一个空壳壳饼子。对我来说，除了爱那点吃喝，还爱到一个弹棉花铺子里看一个老师傅弹棉花。一张大弓，被老师傅不慌不忙弹得嗡嗡作响，细碎的棉絮满屋子乱飞，不一会儿，一块蓬松的被套就成型了，老师傅也变成了一个“棉花人”，像一个美丽的童话，十分有趣。

　　小镇遇集，偶尔也会遇到唱戏。小镇唱戏，不唱秦腔，只唱晋剧。类似的怪事还有很多，比如，在有线电视开通以前，小镇上只能收到山西电视台的节目，收不到陕西电视台的节目，把电视天线转过来转过去，转晕了也无济于事。这些怪事说怪也不怪，要怪就怪小镇离省城西安太远，离太原反倒很近。

　　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集就散了。赶集的人们，动作麻利一点的，挤上一辆拖拉机，或者一辆大卡车；水性好一点的，三下五除二把身上外衣裤一扒，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一手拿着，“噗通”一声跳进河里，踩着河水顺流而下就回了家。当然，能坐上拖拉机、大卡车回家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只能结伴步行回家，累是累点，但心里还是热切地期盼着下一个集日的到来。

　　小镇一年有七十三个集日，唯有正月十五的集日不同寻常。人们赶完白天的集，并不急着回家，镇上有亲戚的，就到亲戚家里蹭口饭，镇上没有亲戚的，就破费一次，在集市上买点吃的，或者啃一点自带的干粮，目的是等到晚上去转九曲。转九曲也叫转灯，是小镇上最有吸引力的民俗活动。正月十五，人们早早就用高粱秆或葵花秆在黄河滩上搭起九曲黄河阵，每一根高粱秆或葵花秆上都托起一盏灯，最初是煤油灯，后来是蜡烛，再后来就成电灯了。九曲黄河阵像一个城郭，又像一个迷宫，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夜幕降临，锣鼓喧天，唢呐齐鸣，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转灯。据说，只要顺顺利利转出九曲黄河阵，就会遇难呈祥。因此，小镇上的转灯活动，人气很旺，谁不想攒一份福气，图一个吉利。

　　三

　　小镇上的人们习惯称黄河为姥爷河。这么叫，是为了凸显黄河像姥爷一样的老资格，还是为了凸显黄河像姥爷一样偶尔闹脾气，不得而知。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姥爷河发洪水的确很吓人。那水是放肆的、摧枯拉朽的，掀起一人多高的浪头，发出牛嚎一般沉闷的咆哮声，急速地飞奔着、冲撞着、翻滚着，把两岸甩在脑后，把小镇也甩在脑后。

　　其实，小镇上的人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些期盼洪水的，因为姥爷河一发洪水，人们就可以捞到洋财。过去，小镇上的人们习惯把火柴叫做洋火，把玻璃罩子灯叫做洋灯。在他们看来，外来的大概就是洋的，所以，他们想当然地就把从洪水中捞到的鱼、河柴、河炭、木头等东西统统称为洋财。

　　小镇上的很多人家，都有一个捞鱼兜子，就是在一根长长的枣木棍上，绷一个三角形的大网兜子。捞鱼兜子平时没啥用处，可一旦姥爷河发水，就能派上大用场，既可以捞鱼，又可以捞河柴、捞河炭。要是捞到鱼了，就清炖了，再买两瓶烧酒，大伙围着一个炕桌“打平伙（打牙祭）”。河柴一般漂在河边，黑乎乎的，一嘟噜一嘟噜，一片一片，里面既有硬柴，也有绒柴，用捞鱼兜子或筛子、筐子捞了倒在河滩上晒几天，再担回家。河炭一般沉积在河边的泥沙里，一窝一窝的，谁挖到，就等于挖到了“宝藏”。河炭经过河水长时间的浸泡，非常易燃，一张报纸就可以点燃，但是火头不硬，不耐烧。话说回来，不花一分钱就有炭烧，还讲究个什么呢。

　　捞洋财曾经是小镇上最为壮观的场景之一。姥爷河一发水，大家就开始观望，只要河里有洋财，就男女老少齐上阵。水性好的壮男人，往往只穿一个大裤衩，扮演主角，女子们则站在河边或河滩里扮演配角。有时候，一个巨浪打过来，就像一个恶作剧，会褪掉男人的大裤衩，一河滩的人就嘻嘻哈哈大笑一番，男人也不恼，逮着洋财照样捞。能不能捞到洋财，一看胆量，二靠运气。那些鱼和河柴、河炭，一遇到回水湾子，就会自己漂到河边，算是送货上门了。而又粗又长的木头，是不会轻易捞到手的，它们在河中随着巨浪一起一伏，诱惑着人们。于是，有人带头下水，有人跟着下水，大家搭伙去捞木头……

　　曾经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洋财是姥爷河对小镇的馈赠，是大自然送给乡亲们的一份特殊礼物。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建设沿黄旅游经济带”的带动下，枣林坪旧貌换新颜。小镇上的人们早已不缺那点买炭钱了，吃鱼还要吃新鲜的、野生的，他们隔三差五就在姥爷河里打一条红尾巴的野生鲤鱼来解馋，随着黄河沿岸生态治理不断增进，这里环境越来越好，捞洋财已经成为老一辈人口中“很久以前”的故事了。（李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