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110周年看历史的必然选择

　　永不移易的爱国心

　　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一角。（资料图片）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当时的中国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记者：晚清中国开始走向衰败，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来分析当时内忧外患重重交织下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韩毓海：谈辛亥革命，自然离不开晚清。因为从1840年到1911年，70多年的时间是绝对不能无视的，而且正是1840年，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当我们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晚清社会状况之时，会很痛切地发现：国家与基层相脱离、精英阶级与现实政治和民众相脱离、行政政策与实际相脱离、财政与生产和民生相脱离，这便是清末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微的症结所在。

　　一言以蔽之，就是当时的国家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出现了大问题，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严重衰微，于是对内不能有效治理，对外不能御敌自立。

　　当然，这也是历代政治家所要努力克服的“症候”，也可以说是历代“变法”、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官员及其来源士大夫阶级，因空谈“天理”、沉溺“虚文”而脱离了“时势”与基层，铸成以“空言”代替实际之行政低效率乃至无效率，势必导致中国社会的“两张皮”结构。

　　所以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制度”与“行政”脱节，导致严重形式主义，“国家权力不下乡”。

　　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乃是通过从基层出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重建了现代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想远大是我们的独特优势，纪律严明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就解决了孙中山指出的“一盘散沙”的无序原子状态，当全体国民的意识被集中起来，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有了统一的目标和崇高的理想，就会形成庞大无比的合力，高奏凯歌还。

　　举世闻名的长征既是发动群众的宣传队、也是组织群众的播种机；抗战胜利靠的是“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新中国成立伊始，在黄金、外币都被国民党运走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成功发行中国历史上第一种信用货币“人民币”，靠的就是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空前信任。

　　现在我们的经济持续发展，说到底是因为全国人民对未来有希冀、有梦想，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而这种“目标优势”、“信心优势”，是我们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证。

　　辛亥革命深刻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记者：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我们怎样理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韩毓海：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一生。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望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寻求克服危机的方案、探索救国救民之策。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其实就是面对国运颓衰而进行的自救运动、自强运动。

　　但是终究无补于将倾的封建大厦。李鸿章“一生风雨裱糊匠”：“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洋务派自认为可以支吾对付，所以反对维新派的变法，维新百日而殁。后来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他本以为办洋务而开明的李鸿章能够支持他的救国良策，但李鸿章“藉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

　　晚清的有识之士如洋务派者，恰恰没有意识到晚清面对的不是小小风雨，而是由欧美坚船利炮裹挟蜂拥而来的海雨天风。

　　孙中山先生也正是因此看清了改良无济于事、指望旧官僚体系实现自强也不可能，于是他毅然决然选择了革命道路。

　　也就是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同时必须要记住，孙中山不仅是要革命，而且更要建设。他曾经对胡汉民说过这样一番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若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所以，后来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袁世凯当大总统后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精兵，他自己则在十年之内建造出二十万里铁路。

　　我们从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也可以读出他为国为民的这份心境。

　　所以，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孙中山先生，首先就是要学习以他们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们在相关文献中都能读到，作为后人，我们首先应该着眼的是学习其伟大历史意义，进而继承前人的革命精神，继续前进。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一扫封建帝制和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带来了新的气象，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局面，为探索国富民强的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

　　民主共和意识的积聚，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高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闸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准备了思想条件。

　　百年风雨百年潮，我们就是要在来龙与去脉、往古与来今中思考我们脚下的路和眼前的天，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合格答卷。

　　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毅然决然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

　　记者：在经历了历史大浪淘沙的洗涤之后，革命和建设的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们怎样理解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韩毓海：这是一个深刻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所有人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讲起——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7年之久的吴玉章。

　　1938年底，在与蒋介石会面时，蒋介石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吴玉章，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谓阅尽风云、革命一生。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吴玉章在面对种种困惑之后，毅然决然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已经四十六岁。

　　用吴老自己的话说：“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

　　四十六岁之前，吴玉章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少年时代获悉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焦虑奔走、寻寻觅觅。“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

　　吴玉章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吴玉章的经历就非常生动地告诉我们，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在这里，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一句：没有经受过挫折与牺牲的道路不是伟大的道路；没有遭受过怀疑和质问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

　　历史前进、社会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无数次的流血牺牲、无数人的前仆后继深刻地认识、顺应、掌握了其规律，所以称为历史的必然。这是任何一位有着科学认知和社会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绝境中开辟出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来，之所以在传统社会穷途末路之际绝处逢生再造一个辉煌灿烂、继往开来的新文明，之所以能够击溃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就在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成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人心之所向。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人间正道——“世界大同”高度契合，方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大地中生根、开花、结果，以中国为舞台，改造世界，以天地为棋局，扭转不公正、不平等的人间秩序，成为中华民族奋力前行的旗帜。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在未来的一个乃至若干世纪之中，人类将不断见证和体认这一伟大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意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