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女，汉族，1938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长期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石窟考古方面的研究。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8年12月，获得“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19年9月，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5月，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樊锦诗陪孙子读书。

　　2014年退休时，樊锦诗把公积金账户里存的45万元一次性捐掉了，“反正我也不买房了，要是不用，捂着这个钱干啥？不是废纸吗？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该用的地方”，当然不是留给儿孙。樊锦诗说，儿子们现在有房有车，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荣誉奖项，樊锦诗没少拿，但每次领完奖，她就把奖杯、奖章和奖金悉数交给院里。“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她说。此外，她每年还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万元，捐给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至今坚持了24年。

　　2019年8月，樊锦诗荣获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奖金2000万港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她特意跟儿子们商量：“这个奖金，你妈不拿，你们也不该拿。”

　　儿子们也都没意见，说这个钱他们不要。父母的钱，他们从不过问，也不觊觎。“他们挣的钱，想怎么花是他们的事儿。他们如果觉得捐出来比留给我们更有意义，我跟弟弟没任何意见。”彭予民说，父母从小就叮嘱他们，不要太看重物质。

　　在他记忆里，直到初中毕业，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鞋子是解放鞋，因为结实、耐磨。裤子父母总是特意给他买大号的，先把裤脚卷起来，等长个了，就放下一截，“所以我的裤子穿到最后总是层次分明，上面已经洗得发白，下面是浅蓝，再往下是深蓝”。

　　有一次，樊锦诗给儿子们买了最新款牛仔服，两人可高兴了，直夸妈妈这件衣服买得好。她就趁机发挥：“这个衣服你们喜欢啊，可以。但有一条，作为学生不能比赛谁的衣服好，要看谁的学习好。”偶尔听到他们在谈论钱的问题，就忍不住打断：“你俩没得可说了么，光说钱？钱怎么了？少说点钱！”

　　虽然樊锦诗小时候家境优渥，但她从小就不喜打扮，母亲在钱上对她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去看电影，一毛钱一张票，除此之外，一分钱都不多给”。1968年樊锦诗的父亲去世后，家里困难，母亲和两个弟弟都没工作，樊锦诗就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上海家里，慢慢养成了节衣缩食的习惯。

　　一件物品，只要还能用，樊锦诗就会一直用，不管10年、20年，还是50年。结婚时置办的一件外套，她穿了40多年，里子全磨坏了仍不舍得扔；刚工作时单位发的床板，她坚持一直用，即使丈夫调来敦煌后，也不换成双人的，而是直接在边上拼了一块；酸奶喝完了，她还要倒点凉开水涮涮喝掉，空瓶子留着继续当储物罐用。

　　名利对樊锦诗来说，只是过眼烟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她又一次直击要害，“毕竟人不是为物质、为金钱而活的。来日方‘短’，还是多做点实事吧！”

　　受父母影响，彭予民和彭晓民对金钱看得也比较淡，做事情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力做好。在生活中，他们也慢慢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彭予民的妻子刚嫁过来时，看到婆婆家吃饭要求必须光盘，一粒米都不能剩，着实感到惊讶。如今，她不仅早已习惯成自然，而且也这样要求着下一代。

　　这，也许就是家风的力量。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是身行一例，胜似千言。（摘自《清风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