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阳(1497—1580年)明代白族文学家、史学家、理学家。字仁甫，云南大理人，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之中，号中溪，别号逸民。李元阳的一生可以分为少年学习、中年为官、晚年辞官乡居3个时期。在前2个时期他学习并接受了儒家学说，对阳明心学情有独钟。后期他倾向于儒、释杂糅，从心学出发，援佛家之禅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李元阳著述广泛，有诗文集《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理学著作《心性图说》，史学著作《大理府志》等。

　　为官

　　公正廉洁深受爱戴

　　李元阳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其母在生他之前“梦龙负日入怀者三”，故取名“元阳”。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于嘉靖元年(1522年)中举人，为云贵乡试第二;嘉靖五年中三甲进士，“名动京师，为十四才子之冠”，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六年出任江西分宜知县，分管江西乡试。嘉靖七年，李元阳母亲去世，回乡守孝。

　　嘉靖十年，李元阳守孝期满，出任江阴知县。在江阴知县任上，他爱民养民公正廉洁，深受百姓爱戴。嘉靖十二年李元阳迁户部主事，离任之日江阴百姓流泪相送百余里，并为他立生祠，刻碑记其善政百余事以兹纪念。李元阳调入户部后，内阁大学士夏言有意招延，但为李元阳拒绝。不久他改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嘉靖十八年，李元阳调回北京，他疏劾大学士夏言用人不公;他还上疏谏止皇帝巡幸承天。皇帝大发雷霆，大臣们都惊惧不能入寐，李元阳却鼾睡达旦，同僚称其为“真御史”。但也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夏言借“荆州要地，元阳堪任”将李元阳调到荆州。当时荆州“四百余里无井泉，先生至，即捐俸穿井数十，又作石池以饮马。”当地老百姓遂以“李公井”来命名。李元阳在荆州任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参加考试的诸生中识拔了年仅13岁有“神童”之称的张居正。

　　为学

　　潜心造诣终成大者

　　李元阳中年所著《心性图说》最能反映其理学成就。虽然他自谦“不敢示人”，但当时理学名家对此都非常推崇。该书分为4篇：《性说》《心识说》《意识说》《情识说》，后又收入《李中溪全集》卷十。

　　李元阳的心性观由性说、心识说、意识说与情识说“四说”组成。其中“性”处于最高的本体位置。“性即命也”，是无形无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他看来“性”之本体以“仁”为基础，其内核是儒家政治伦理规范。

　　“心识”即人对外物的感应，是后天产生的认识。他认为由于人的主观性，导致“心识”半明半暗、半通半塞。“意识”是“心识发而意”。而“情识”则是指“意识流而为情”。情者，为物所蔽之谓也，完全昏蔽、塞而不通。所以“性”动产生“心识”，“心识”发而为“意识”，“意识”流而为“情识”，四者之间层层流动。李元阳对理学基本范畴的理解和辨析发前人所未发。在此基础上，李元阳提出“复性即是致知，性复即是知至”的认识论。

　　《心性图说》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完整地构建了李元阳的理学思想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明代理学的发展。

　　为文

　　兼容并蓄促进交融

　　云南与内地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随着汉文化在云南广泛传播，云南与中原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绝不是简单的单向性传播，而是双向的，即中原文化在向云南传播的同时也积极吸纳云南当地的文化。这在以李元阳为代表的云南学者身上尽得体现。

　　李元阳回乡后寄情于苍山洱海之间，与杨士云、杨慎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勤于著述，著有诗文集《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于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忠斋评价李元阳：“中溪晚年之学，如霜清岁晏，万象森严，长松在壑，剥落英华，收敛神气，复归乎其根也。”李元阳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区的府县志多为之立传，表彰其事迹，在白族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李元阳的故事。（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