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论党的自我革命》）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出自唐代白居易《策林一·兴五福销六极》。当时白居易将参加制举考试，为应考作了精心准备，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篇”。试毕，白居易将所拟策目“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名为《策林》。《策林》面对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探讨了施政化民之略、选贤任能之道、整肃吏治之法等问题。

　　“五福六极”是《尚书·洪范》中的概念，周武王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答以“洪范九畴”，其中第九条为“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用五福劝勉人民，用六极来警戒人民。五福六极即为人生的五种美好和六种不幸。《策林》采用问答的方式，在回答“思欲销六极，致五福”的提问时，白居易提出了“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的观点，意思是善于消除灾祸的人，总是先查找其根由；善于调理疾病的人，总是先断绝疾病的源头。

　　这句古语将消除灾祸与治疗疾病作了类比论证。《黄帝内经》有言：“治病必求于本”。中医治症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关注疾病的标本关系，找到病根、对症下药、拔除病患，从而根治病源。人生问题解决、社会国家治理也是如此。《文子》有言：“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国语》里有：“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唯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并解决问题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列子》中记载了一个“郄雍视盗”的故事。晋国长期苦于盗贼祸患，晋侯得到一名叫郄雍的能人，仅从相貌上就能准确辨别出谁是盗贼，“千百无遗一焉”。晋侯高兴地对赵文子说：“我得到了郄雍，就不愁无法解决全国的盗贼问题了。”赵文子则并不认同，他认为仅仅依靠这种方式来抓捕盗贼，盗贼是捕不完的。

　　不久，盗贼们合伙抓住并杀死了郄雍。晋侯听闻后非常震惊，立刻召见赵文子问：“果然如先生所言。那么，应当用什么方法捉拿盗贼？”赵文子说：“若想没有盗贼，不如选拔贤能的人并任用他们，使得政治清明，好的风气在民间流行。老百姓有了羞耻心，怎么会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从了赵文子的建议，任用贤才，国家治理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结果盗贼不用抓，自己就全都跑了。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这一思维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揭示了现象与本质、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成为后世国家治理中所推崇的原则。

　　北宋仁宗时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欧阳修清醒地认识到国势处于“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的危急时刻，采取有效措施革除社会弊端、改革朝政，已刻不容缓。

　　庆历二年五月，欧阳修针对北宋时弊写下《准诏言事上书》，在这篇奏疏中，他写道:“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他从兵、将、财、御敌之策、可用之臣等五个角度献计献策，揭示造成现实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方法。后世流传的欧阳修奏疏诗文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也透露出其崇高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仁民爱物的家国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启示。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腐败的产生，既由于领导干部手握公权后私欲膨胀、丧失底线，也由于纪律法规、监督机制不健全，使腐败行为存在可乘之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犹如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这种斗争极其尖锐、极其艰难，但又容不得丝毫妥协——唯有坚决清除一切侵蚀自身健康肌体的病毒，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实践中，始终坚持标本兼治，既严厉惩治腐败，又注重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思想觉悟。自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后，逐步构建起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在内的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同时，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在延安时期进行整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全面整党和开展“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始终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惩恶力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从查办“大老虎”到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蛀虫”，“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令人信服，党心军心民心极大振奋。

　　在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同时，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中央制定修订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定力度之大、出台数量之多、制度权威之高、治理效能之好前所未有。

　　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以科学的态度、系统的观念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极探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有效途径和机制，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条件，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出自唐代白居易《策林一·兴五福销六极》。当时白居易将参加制举考试，为应考作了精心准备，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篇”。试毕，白居易将所拟策目“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名为《策林》。《策林》面对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探讨了施政化民之略、选贤任能之道、整肃吏治之法等问题。

　　“五福六极”是《尚书·洪范》中的概念，周武王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答以“洪范九畴”，其中第九条为“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用五福劝勉人民，用六极来警戒人民。五福六极即为人生的五种美好和六种不幸。《策林》采用问答的方式，在回答“思欲销六极，致五福”的提问时，白居易提出了“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的观点，意思是善于消除灾祸的人，总是先查找其根由；善于调理疾病的人，总是先断绝疾病的源头。

　　这句古语将消除灾祸与治疗疾病作了类比论证。《黄帝内经》有言：“治病必求于本”。中医治症从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关注疾病的标本关系，找到病根、对症下药、拔除病患，从而根治病源。人生问题解决、社会国家治理也是如此。《文子》有言：“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国语》里有：“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唯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并解决问题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列子》中记载了一个“郄雍视盗”的故事。晋国长期苦于盗贼祸患，晋侯得到一名叫郄雍的能人，仅从相貌上就能准确辨别出谁是盗贼，“千百无遗一焉”。晋侯高兴地对赵文子说：“我得到了郄雍，就不愁无法解决全国的盗贼问题了。”赵文子则并不认同，他认为仅仅依靠这种方式来抓捕盗贼，盗贼是捕不完的。

　　不久，盗贼们合伙抓住并杀死了郄雍。晋侯听闻后非常震惊，立刻召见赵文子问：“果然如先生所言。那么，应当用什么方法捉拿盗贼？”赵文子说：“若想没有盗贼，不如选拔贤能的人并任用他们，使得政治清明，好的风气在民间流行。老百姓有了羞耻心，怎么会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从了赵文子的建议，任用贤才，国家治理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结果盗贼不用抓，自己就全都跑了。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这一思维方法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揭示了现象与本质、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成为后世国家治理中所推崇的原则。

　　北宋仁宗时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欧阳修清醒地认识到国势处于“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的危急时刻，采取有效措施革除社会弊端、改革朝政，已刻不容缓。

　　庆历二年五月，欧阳修针对北宋时弊写下《准诏言事上书》，在这篇奏疏中，他写道:“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他从兵、将、财、御敌之策、可用之臣等五个角度献计献策，揭示造成现实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方法。后世流传的欧阳修奏疏诗文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也透露出其崇高的政治价值取向和仁民爱物的家国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启示。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腐败的产生，既由于领导干部手握公权后私欲膨胀、丧失底线，也由于纪律法规、监督机制不健全，使腐败行为存在可乘之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犹如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这种斗争极其尖锐、极其艰难，但又容不得丝毫妥协——唯有坚决清除一切侵蚀自身健康肌体的病毒，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实践中，始终坚持标本兼治，既严厉惩治腐败，又注重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思想觉悟。自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后，逐步构建起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在内的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同时，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在延安时期进行整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全面整党和开展“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始终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惩恶力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从查办“大老虎”到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蛀虫”，“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令人信服，党心军心民心极大振奋。

　　在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同时，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巡视工作条例、问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中央制定修订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定力度之大、出台数量之多、制度权威之高、治理效能之好前所未有。

　　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以科学的态度、系统的观念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极探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有效途径和机制，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条件，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