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单于和亲”砖范，是颂扬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证物。释文为“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

　　唐代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有着典型的域外风格。

　　明代《九边图》屏（局部），图中所示的北京城西北昌平一带关隘，清晰可见居庸关、八达岭、岔道城等地标。（资料图片）

　　“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菁华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这是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又一大型文物精品展。展陈的240多件套精品文物，系统揭示了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和升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夏商甚至更早，不同地域的文化已交融汇合

　　横贯东西的长城，见证着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形成了著名的“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处于气候过渡带，是游牧和农耕生产方式的过渡地带，也是一条特殊的文化地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展品中有一件夏商时期的彩绘陶罐，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墓地。

　　这件彩绘陶罐，放在今天平平无奇，但在古代，陶罐一直是中国古人饮食活动中重要的盛贮器。

　　仔细观察罐身，在黑色底衬上用红白二色绘出二方连续的多单元繁缛几何纹，这种几何图案的构图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器皿纹样有诸多相似，表明了北部边陲与中原腹地古代文化的姻亲关系。

　　我国的考古泰斗苏秉琦曾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意思是中华文明起源如同满天星斗，散布在古老的大地上。

　　我们通过早期文明遗址，以及今天能看到的器物——比如这件彩绘陶罐，至少能证明在夏商时期甚至更早，不同地域的文化已经进行交融汇合。

　　展陈作品中，另外一件西周时期的“许季姜”青铜簋，同样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与中原诸侯国的交流。这件青铜簋，侈口方唇，兽首双耳附象鼻形珥，通体饰直纹。

　　最值得关注的是底部的铭文：“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许为国名，姜为姓。许国，是周朝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西周初年，周成王封许文叔于许（今河南许昌），建立许国，国君为姜姓。

　　完全可以断定，这批青铜器是中原地区制造的，从中原腹地的许国传入到边陲北方，成为当时东胡贵族的陪葬礼器。

　　要知道，许国与发现这件青铜器的赤峰相隔数千里，足见当时文化交流之广。

　　一般来讲，长城以北宜牧，长城以南适农。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不仅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使然，也是不同族群与文化在此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文明的交融是挡不住的。从夏商时期开始，农耕与畜牧业区域的变化，使长城地带文化的多元性日益凸显出来。

　　一块记载昭君出塞的“单于和亲”砖

　　战国晚期，匈奴兴起于蒙古高原，并首次在北方草原建立了部落联盟形式的“马上行国”。长城地带的诸多部族或者内徙融入中原农耕民族，或者北越长城成为匈奴部落联盟的一员。

　　展品中，有一方“单于和亲”砖范（图①），成为当时胡汉交流的历史物证。

　　“单于和亲”砖范呈正方形，正面是典型汉篆，释文为“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背面为一剽悍奔马。字数如此之多的和亲砖范非常罕见，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这方砖范，记载的正是汉代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

　　竟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正月，汉朝的属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见汉元帝，主动提出要做汉朝的女婿，于是汉元帝就将王昭君许给了呼韩邪单于，同时把年号改为竟宁，意思是天下太平。呼韩邪单于也上书表示愿意永保塞上边境安宁。

　　于是，大约六十多年间，“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以至于有人说，带来六十多年和平局面，正是因为昭君出塞和亲。

　　这种说法，固然是在感情认同的基础上，夸大了个人作用。往深了讲，还是当时汉朝和匈奴都希望有一个和睦相处的时代愿景，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应当说，昭君出塞是当时和平友好背景下产生的一段佳话，这段往事更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传颂不绝。

　　昭君出塞，不仅巩固了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加强了匈奴与汉的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还使当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对中原先进制度的向往。王昭君死后，汉与匈奴双方还在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矛盾、化解冲突。

　　尽管秦汉王朝在战国长城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长城防御体系，驻军移民，戍边屯垦，但是无形中却又与草原地区的民族拉近了距离。比如秦汉时期的广衍故城，位于鄂尔多斯市，是秦汉王朝接近匈奴等北方民族的一个县，这里既有汉族文化的传统，也有北方民族文化对秦汉文化的影响。

　　同时，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商定在长城关隘下互市贸易，客观上为开发北方地区、密切汉匈民族交流交往，加强文化互融互鉴开启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包罗万象的大唐雄风

　　公元6世纪中叶至公元8世纪，隋、唐王朝曾与突厥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生几次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东突厥汗国败亡后，唐朝政府在长城沿线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州府。在黄河北岸置三受降城，以安置突厥降户，并在其周围地区驻军屯田。其中，西受降城还成为唐朝与北方诸民族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

　　在展陈作品中，有一件唐代的摩羯纹金花银提梁壶特别引人关注（图②）。除了壶身错彩镂金带来的金碧辉煌之外，上面的纹饰更有意义。壶身錾刻出双腹相接的摩羯，有着典型的域外风格。

　　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形象，身形巨大，是一种鱼身鱼尾的动物，被认为是河水之精、生命之本，有翻江倒海的力量。摩羯意象大约在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我国，逐步汉化，在唐代融入了龙和鱼的特征，成为唐朝常见的纹饰，也正好向后人诉说着包罗万象的大唐雄风。

　　李唐王朝的建立者，出身于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的前身则是北魏六镇。所谓六镇，是北魏北边诸军镇的泛称。从社会构成来看，六镇既有匈奴、高车、鲜卑等草原民族，也包括中原汉族“强宗子弟”。

　　六镇军人通过整合北方乡里秩序，改造国家政治体制，加速了胡汉融合，推动了南北统一，为隋唐盛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换句话说，隋唐王朝的建立者天然就具备民族融合的文化传统。所以，当他们主政之后，一种更加紧密的、有效的各民族融合模式很快建立起来，而且这种融合不仅是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当时交通所及的世界民族大融合。

　　至少作为一个“亚洲级”国家的唐朝，其领土直接和间接地延伸到了北方草原、西域大漠。诸多部落首领与唐朝通婚，有的甚至以取得唐朝国姓“李”为荣。在这一时期，长城的防御和阻隔作用开始逐渐淡化。

　　正如学者李零所言：“中国为什么大？原因是它的东南部对西北部有强大吸引力，好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总是吸引它的邻居一次次征服它和加入它。……夏居天下之中，商从东边灭夏，认同夏；周从西边灭商，也认同夏。……‘夏’的概念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禹迹’是一种不断被改造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是一种绵延不绝的历史记忆，难怪成为中国的符号。”

　　第一幅全面反映长城防御体系的长城地图

　　在这次展览中，有一件国博珍贵馆藏明代《九边图》屏（图③），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可以说是一幅巨型地图，所绘地图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西至嘉峪关，重点包括明代九个军事重镇，故名“九边图”。

　　这张图的珍贵之处在于全面展现了明代长城的全貌和设防情况，是世界上第一幅全面反映长城防御体系的长城地图。图中详细绘了长城九边内外的城镇关堡、蒙古营帐、山川河流等地理内容。

　　明朝为防御蒙古的南下，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逐步在北部边疆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九边屯戍连绵，城堡遍布，是明朝抵御蒙古入侵的屏障，但在和平时期，又是明蒙之间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地带。

　　明朝建立后，与北元的蒙古各部始终处于对立状态。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成为困扰明初几代君主的心头事。到了隆庆时期，双方发现，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有一种更顺民心民意的方式，那就是互市。当时，北方蒙古首领俺答汗迫切希望能够与明朝保持长期的贸易，从而缓解蒙古族百姓的生存压力。明朝内阁高拱、张居正等也看到了这一趋势，于是经过朝堂反复讨论，经内阁议定，朝廷批准封贡互市。

　　这一举措，不可小觑，为当时带来了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在互市中，蒙古各部获得了日常生存必需品，也就没有了南下劫掠的内在驱动，大明北疆基本没有与蒙古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发展。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对此评价：“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

　　一件件历史遗物，勾起我们对往事的回望与记忆：在北方各民族的不断兴替中，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交流、走向融合，彼此的血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中华文明中书写着生机勃勃又绚烂多姿的篇章。（刘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