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于是恩例俸赐常均于族人，并置义田宅云。

　　——【宋】范仲淹《告诸子及弟侄》

　　【小识】

　　说起范仲淹，可以说，国人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他的知名度主要靠的就是那篇名文《岳阳楼记》。其中的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喻户晓，沾溉后人，非一代也。

　　这段家训节选自范仲淹《告诸子及弟侄》。范仲淹，幼时家贫，父亲早逝，是经历过贫寒的。古人说：“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开篇就说，我贫寒之时，和你们的母亲一起赡养我母亲，你们的母亲亲自烧火做饭，而我母亲好吃的东西，从来没有满足过。因为家贫的缘故。“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如今我官高禄厚，想用自己的俸禄赡养母亲，母亲却早已去世，你们的母亲也已经去世。然后，范仲淹说：“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我最遗憾的是，竟然让你们享受富贵之乐。“忍令”二字，用得好。这里，可以看出范仲淹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和愧疚，还有对儿辈的严厉要求。

　　范仲淹后来出将入相，俸禄很高，但他经常用来资助孤寒的朋友、学子和宗族的人，而对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却极其吝啬，过着节俭的日子。《宋史》说：“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宴如也。”俸禄都资助了四方游士，几个儿子出门，都没有好衣裳，只能交替着穿。但范仲淹很坦然，“宴如也”。正是他严格的家教和博大的胸襟，子孙都很有出息，次子范纯仁，后来也成为一代名臣，“位过其父”。范纯仁娶的是官宦世家王质之女，王质的伯父乃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纯仁之妻，出身望族，生活奢侈，在娘家时曾用价格昂贵的高级丝织品罗绮做帷幔。婚礼之前，范仲淹当众对王质说：“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于庭！”

　　读至此处，不禁感佩范仲淹的耿直和自信。他不会因为对方是名门，就气短，依然坚持自己的家法。当然，王质也是正直的大臣，因此，双方才能成为亲家。由此，也可以看出，范仲淹不愧是一代政治家、军事家，做事干练，魄力极大。

　　范仲淹，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他很有家族观念。他说，我老家的亲族很多，和我固然有血缘的远近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然而以祖宗的角度看，则都是祖宗的子孙，当然没有亲疏之别。所以，对那些忍饥挨饿的亲戚怎么能不救助呢？“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这句话，讲得多么沉痛。中国汉族人很讲究祖宗阴德，自己能做大官，不仅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更是列祖列宗的积德。范仲淹说，从我们祖宗算起，积德一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到我这里才发迹，得以担任高官，如果只是独享富贵，而不体恤宗族，死后如何见祖宗呢？就是今日有什么脸面进家庙呢？这话说得很重了。也是中国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最后说，“于是恩例俸赐常均于族人，并置义田宅云。”范仲淹把自己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都平均分配给族人，并设立义田、义宅，赡养那些贫困或没有后代的族人。所以，他虽然地位显赫、俸禄充厚，但“以贫终其身”。而他死的时候，竟然无钱埋葬。史载：“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养老制度，这种家族的义田宅，某种意义上，是对底层人的一种救助。否则，以个体的力量，是无法生活在那样的时代的。但像范仲淹这样救助族人的，历史上恐怕也不多。

　　范仲淹对自己、家人，非常严格，极其俭朴，但对其他人，却颇大方。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的《神道碑》说：“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说的是他家里没有客人时，最多只有一盘肉菜，妻子、儿女平日仅仅满足最基本的衣食而已。但对需要帮助的人，“意豁如也”，非常慷慨。这可能就是政治家的气度了。“慨然有志于天下”，并非人人能做到。

　　这篇家训里，还有一些句子，如今读来，还是让人感动。如，“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固得免祸。”告诫儿辈不要贪婪，老夫虽然屡经风波，但唯一的能力是可以“忍穷”，所以，才得免去很多祸端。这里“忍穷”，值得思量。他告诫弟弟“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关键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充实为妙”，不要老求人推荐提拔自己。并告诉“贤弟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身安”是最重要的，“清贫”无所谓。“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人好事，以光祖宗。”这也是官场老经验。很多家族最后毁灭，就是因为奢侈、贪婪。

　　南宋的时候，朱熹读到这篇家训，很感动，曾在书札左边写下一段话，其中有一句说：“右范文正公与其兄子之书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说而谨守之，亦足以检身而及物矣。”（杨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