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小时候没进过学堂，成人后扫盲班亦未读过。老人家虽是文盲，仍多少识得几字。比如“四川”，是她终生怀念的祖籍;比如“北京”，是我当兵的地方;比如“天津”，是她熟悉的所在(曾两度来津)。此外，父亲母亲加上我，三人姓名的九个字，她都认识。退休后，她时常光顾大院传达室，有时邮递员刚走，信件尚未分拣，她便自己动手，只消三五下，便“甄别”出我寄回的家书。

　　自从装上电话，我便不再写信。父亲去世后，我会每天跟母亲通通电话。母亲嘴里，从来愁事少，乃至无;始终趣事多，盈耳也。电话打去，问她在做啥，回答往往是“打毛线”。除去夏天，春、秋、冬三季，母亲似乎都在织毛活，从年轻时起，织毛活已成她的业余爱好。母亲擅长“盲打”，技艺出众，平针、平反针、螺纹针、元宝针，无所不能，并无偿指导几代学徒。

　　母亲的毛线，一直打到耳聪目明的八十多岁。有回电话刚通，我开个玩笑：“又为谁忙?”她笑了：“小王。”保姆小王，照顾母亲，已有六年。小王不会打毛线，只会挽线团，她为自己的丈夫(在老家务农)、女儿、女婿(在广东打工)挽了数不清的线团，最后经由母亲，一针一线地，织成小王全家的冬衣。

　　毫无征兆，我跟母亲的电话，在那一天戛然而止。2010年8月12日，母亲深夜突发脑溢血。我从长春赶回达州，直奔监护室。她昏迷着(直到离世，再未醒来)，我挨近她，叫了几声“妈”，没有应我。端详她的面容，仍如往常，平和，慈祥，好像刚刚入睡。

　　多年来，每回同母亲聊天，我喜欢看着她说话。从年轻，到高龄，母亲脸上，对人总是和颜悦色，遇事总是不卑不亢。寒时看去，有默默的温暖;暑时看去，是静静的清凉。她在菜市上讨价还价，从无强买，全是商量。从她脸上，能窥见内心的干净，是那种本色的文明。而恰恰因为我妈并无文化，让我体会到文明与文化之间，虽一字之别，却画不得省事的等号。

　　六天六夜后，母亲悄然而去。初初让人恍惚，有些半信半疑。很快振作起来，操办老人的后事。母亲去世，等于宣告，在这个地老天荒的人间，我家上一代人，均已辞世。

　　殡仪馆一间灵堂里，冰棺中，母亲安卧其间。母亲去世后，我没有通知任何领导、同事、朋友，到场者，全是我父母的侄男侄女及其后辈。我家人丁兴旺，开枝散叶五六十人之众。我周知全体亲属，除花圈、挽联外，不接受随礼。一切体面，不是做来给人看的，而要让自身合适。亲人们冒着酷热，从四面八方赶回达州，就应该是在恬静的悲痛里，陪伴他们素来惦念的骨肉至亲。

　　屈指算算，从我当兵离家，至母亲去世，共计四十一载。开头三年，无缘探家，之后寻找种种机会，每年至少回去一趟。加上书信、电话，对父母情形，自认了如指掌。而这回阖家相伴母亲，亲友追忆种种过往，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也只有这时才算明白，父母把我养大，我不曾有任何报答。岁岁回去团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形同客人，依旧“隔山隔水”。

　　然而，这么多年，我没从母亲嘴里，听到过一句抱怨，或是说些鞭策，希望我进个步、发个财。母亲对我的勉励，从来都是“要把伙食开好哟”。母亲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许多川人不太介意身外之事，巴蜀俗话也是这么说的：“人行千里登上天，出息只看吃与穿。”

　　白昼连着夜晚，我们在灵堂守夜，丝毫不觉光阴漫长。此乃人生中非同寻常的悲伤，却也不会哀哀得无边无际。灵堂里，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泣，时而也有欢声，时而也有笑语。大人与孩子，都懂得人世恩情，又有各自的表达方式。斯时，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此情此景，让人百感交集：慈爱的妈妈，你将在晚辈心中快活地永生。

　　母亲下葬那天，山青天蓝，凉风习习。我们上得雷音铺，俯瞰明月江。墓园工匠已将我拟就的墓碑雕刻完工。我面朝大理石碑门正面，逐字口诵。右首为我妈生卒年、月、日，左首为立碑年、月、日。正中竖雕一行正楷：母亲赵碧山之墓。偏左一行小字，由我署名敬立。再读两侧花岗岩所镌对联：明月东来福延子孙，雷音西去德随先人。横批：山高水长。

　　之后数日，忙于善后。某天，出人意料，我从顶板上翻出一个纸箱，内装铜壶一把。原来是民国年间的物品，母亲结婚之时，娘家嫁妆之一。此壶非砂模铸造，而是由乡间铜匠一下一下手工敲出。壶身、壶盖、壶把，点点叩痕，精细悦目。我六岁那年，在工厂缝纫社上班的母亲，突然下肢瘫痪。不巧父亲正借调外地，家中饮水，由我提着铜壶，至百米开外龙头接取，每趟最多半壶，且需双手同时用力。哪怕一路偏偏歪歪，对旁人帮忙，我一概不要，逞勇自己能行。如是半年，至母亲腿疾痊愈。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带走的唯一遗物。我将它搁放在书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意无意地瞄上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带来任何痛楚的记忆，反倒常有一股骄傲泛动心头：我曾以六岁孩儿之力，仗壶闯荡，扶助母亲，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任芙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