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三颗璀璨的星辰，他们共同开创了“公安派”这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就是史称“公安三袁”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文学“三子星”中，袁中道（1570年—1623年）少即能文，长愈豪迈。在文学创作上，他反对拟古蹈袭、厚古薄今，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成为明代中后期文坛上的一股清流。

　　袁中道无论抒情写景，还是赋事状物，始终不铺陈道理，不刻意雕琢，且无不来源于生活体验与个性本真，追求清新洒脱、意趣横生的境界。翻开他的《珂雪斋集》卷之五，在《感怀诗五十八首》之四十二中探寻袁氏家族的敦厚家风，一缕墨香、一股清风、一片廉音拂面而来……

　　“昔我先邵公，高喧凌千春。”首联写袁中道祖父袁大化的功绩，据清同治年间《公安县志》记载，袁氏远祖本初公，洪武末年迁往荆州公安县，以耕织逐渐发家致富，到祖父袁大化这一辈，袁氏已经是村中首屈一指的富户。嘉靖年间，有一回大闹饥荒，大化为救灾民，慷慨散财二千余金，散粮二千余石，并当众销毁了所有借据。但此次倾家又无偿的周济，却让袁氏家道中落。

　　“皎怀若白雪，直节似朱绳。”次联写袁氏家族做事光明磊落，为人正直有气节。袁大化体恤穷人，周人之急，性情温和有礼，有“退让君子”之称；父亲袁士瑜继承先辈“退让”之风，自称“七泽渔人”，为里中雅士。虽然数十年屡试不第，但他以己为镜鉴，教育儿子“不宽不严”，结果，三子皆中第入仕。老大袁宗道（1560年—1600年），官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编修，为官清廉，尽忠职守，“临事修谨，不失分寸”。老二袁宏道（1568年—1610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任吴县县令，任内惩治奸吏，清理赋税，深受百姓爱戴。他处理公事十分高效，“升米公事”成为美谈，当时首辅申时行称赞道：“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老三即袁中道，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历国子博士、南京吏部郎中，官声清越，“出世则以超悟让人”，“修词则以经国垂世让人”。

　　“四世承素业，日惟俭与仁。”第三联写袁氏自祖父袁大化起，四代重视传承儒业，坚持以“俭”“仁”传家。袁中道外祖父龚大器，早年为诸生，家贫无力深造，祖父袁大化便接来家中供读，终于学有所成。袁氏本为农耕之家，受其影响，大化开始效法大器，在子弟中强调昼耕夜读，自此走向了耕读之家。袁中道客居密云时，写给儿子袁祁年八首五言诗，其中有“纷纷薄俗子，弃掷莫为邻。过似闻家讳，谈如延大宾。衣冠存古朴，文字尚清新。努力图生事，弃时等弃身”，谆谆教诲儿子注重“修谨”，不与俗薄子弟往来，闻过则改，衣冠朴素，珍爱时间，好好读书写文章，努力做出一番事业来，这不仅是袁中道有代表性的教子之说，也是他关于如何以“俭”“仁”立身的经典之论。

　　“路中悍鬼者，骄奢隤家声。”第四联警示族人，万不可做凶暴蛮横之人，沾染丝毫的奢侈之气，否则家族原有的美好名声就会被彻底毁掉。

　　“密饭行绛道，率以自圮倾。”第五联再次强调，袁氏族人过日子一定要精细谋划，规规矩矩走正道，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不可行为轻率而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乃知安恬素，实为保世珍。”第六联表示只有安于恬淡、素朴的家风，远离名利和奢侈，才是世世代代安身立命和兴旺发达的保证。此联为全诗诗眼，是对前五联的总结与升华，简括出袁氏“俭”“仁”传家的精髓和实质。这在《袁氏家教十则·尚勤俭》中也有体现：“大凡居家必也，房屋不必过华，衣冠不必过美，饮食不必过丰，亲朋往来不必过费，生子满旬不必延宾，冠婚丧祭不可越礼。六者能谨，庶几养其源而节其流，家道昌而乡俗美。”

　　“吾家有夏甫，乱世解藏身。土屋诵贝叶，千秋为典刑。”最后两联诗是说袁氏家族永远像古人夏甫一样行善积德，定能乱世藏身、流芳千古。

　　袁氏祖辈体恤穷人、周人之难、慷慨散财，父辈温和谦让、恭谨笃诚、勤劳节俭，三袁兄弟“行绛道”“避奢侈”“安恬素”。三袁兄弟能在文学上取得夺目成就，并在政治上获得美誉，既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人格修养与道德追求，又与他们家族的敦厚家风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

　　此诗创作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袁中道是年三十八岁，此时他客居密云在蓟辽总督蹇达府上做家庭教师。在此期间，他总结人生、规划未来，并对袁氏家风作了深入总结和思考，这也是该诗谈袁氏家风如此全面且意味深长的原因所在。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更加注重家庭，讲求一种优秀传统在时间上的绵延不绝，两相结合，便有了极具特色的“诗教”传统。中道诗里家风长，亦是这种传统的体现，而我们今天也能从中获益良多。（王能议 陈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