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出自苏轼笔下的一阙《定风波》。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苏轼的好友王巩被贬岭南，歌姬寓娘毅然随行。后来，二人北归，宴饮席间寓娘回答苏轼关于岭南生活境况时，说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动容感怀，遂作此词相赠。

　　言道安心将他乡做故乡的，并不独有东坡。唐时，便有白居易《初出城留别》中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相传这首诗是白居易被贬江州，在离京赴任的那天，与送行亲友作别时写下的。几年后，白居易再赴忠州任职，淡然于城东山坡上种花的他又写下《种桃杏》一诗，“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寓娘的答语与苏轼的词作，或许都受到了白诗的影响，同时亦因自身的随遇而安、旷达乐观，而化用无痕、浑然天成。

　　苏轼飞扬笔墨，赞美友人在逆境中的安之若素、襟怀坦荡，而这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又何尝不是寄寓着苏轼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苏轼的仕途生涯多番受挫，被贬之地一次比一次偏远荒凉。然而，在半生颠沛流离中，苏轼没有囿于忧郁困苦，而是随缘相适，逐渐达到超然洒脱的境界，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凿井、修路、筑堤、垦田、办学，苏轼于所到之处做了不少实事好事，受到当地百姓由衷地崇敬爱戴。苏轼是四川眉州人，但在他人生接近终点时，回首一生，最惦念的不是故乡，而是曾被贬谪的三地，这也都是他心安的“吾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从古至今，时空流转，百转千回，不论是为生活，还是为理想，走出去的中国人，还是会被故土的浓烈情思所牵绊。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中国乡村秩序是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开始的，故乡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更是人们情感的重要维系。剪不断的乡愁，是中国人的根脉，因此有思乡之苦，有故土之亲，有精神传承。不是故乡，却能让人安心的，无非因为异乡有令自己更牵挂的人、更牵挂的事。就如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告别故土，到外地去求学、工作，进而成家、立业、安居……当内心深处产生了归属感，那异乡便渐渐成了吾乡。

　　也有人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蕴含更高远的意义。最近，扶贫剧《山海情》在电视与网络平台上热播，备受舆论关注。观众认可，剧情真实感人，人物形象立体丰满。要知道，这些被演员精彩演绎的角色，现实中的原型，那一位位扶贫英雄更值得被人们铭记。比如剧中帮助当地村民培育菌草产业的农业教授“凌一农”，原型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中国“菌草之父”林占熺，援宁干部“吴月娟”，原型是福建省扶贫办原主任林月婵，以他们为代表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20多年如一日，与宁夏干部群众一道久久为功，在西海固这个曾被视为“不具备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贫困地区，探索出一条具有典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从富裕优美的东南海滨，到苦水沙风的西部山腹，如果没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坚韧与情怀，哪里能有山海同心的累累硕果？

　　“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乡土中国”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让故乡的外延不断扩展，传统的家国情怀中也增添了更多的责任与担当。身心所定之处，处处可作故土，挥洒汗水之处，处处皆为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