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闽南的红砖古厝建筑中，倘若仔细观察，能在门边发现不少有趣的小石碑，上刻“石敢当”字样，或雕刻口衔宝剑的立体狮面。这些古朴的石刻由来已久，自唐代以来就盛行于闽南地区。石碑嵌入墙面，在风吹日晒中虽有模糊，但却寄托当地民众朴素的愿景：“石敢当，当，挡也。”挡住什么？挡住灾祸。闽南文化向海而生，海上风雨变幻，求生不易，一方石刻，寄托着当地百姓对风调雨顺的期盼。

石刻始于何时，现无从考证，但若要探得究竟，就要从史前石器时代说起。人类在诞生之初，石头是最主要的工具，随着更为锋利坚固的金属工具的出现，石头逐渐淡出了生产工具序列，转而成为人类艺术创造的对象。今贺兰山口就尚存有数百幅人面岩画，记录远古先民的生活画面。常言纸寿千年，石寿却无边，相比起其他材料，石头不易腐朽风化，使得古人对石尤为推崇，让石刻的应用愈发广泛，逐渐成为集雕刻、绘画、书法等于一体的艺术形式。

《吕氏春秋》中记载，夏禹“功绩铭乎金石”，在信息匮乏的年代，石刻是信息记录传播的重要媒介。古人以石作纸，以刀代笔，留存重要事件，或是帝王大志，或是将相风骨，或是名士气节，勒铭存记。石刻的不朽，让其成为重要的史料文物，今人得以窥探历史的真貌。

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有一组千年石鼓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这十只一组的石块形似鼓，顶微圆，铭文记载着春秋时期秦国国君游猎之事，又称“猎碣”。石鼓上以篆书分刻十首四言诗，虽字有磨灭，但仍可见体态堂皇，横平竖直严谨工整，古朴而有逸气，石刻书法别具一格。

这组石鼓的流传颇有传奇色彩。唐代初年，石鼓出土于陕西凤翔三畤原，因其刻字精妙，当时文人竞相作诗称赞，传世的就有韩愈所作的《石鼓歌》。五代时期，石鼓因战乱散落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被喜好金石的宋徽宗迁到汴京。后金人破宋，石鼓流至燕京，又经六七百年，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故宫文物南迁，石鼓随着历史的波浪颠沛流离，直至1950年重返北京。

石刻发展跨越千年，种类繁多、浩如烟海，近代金石学泰斗马衡曾总结：“刻石之风流衍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纪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全国矣。”石刻之盛，让其不再局限于帝王高堂之上，而是遍布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泰山石刻到西安碑林，从云冈石窟到大足石刻，从古民居的石雕漏窗到大宅门外的石狮子，石刻包罗万象。

在人工的巧雕细琢下，冰冷的石头与雕刻、书法、绘画等艺术相融合，正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能工巧匠们以石为媒，托物咏志，赋予其不一样的寓意。

重庆大足石刻中，有一方《缚心猿锁六耗图》颇有意趣。石刻中部刻有一卷发人，怀抱一只静卧的猿猴，象征“心猿”，卷发人座下用六条绳索缚住狗、鸦、狐、蛇、鱼、马六种动物，代表人之“六耗”——眼、耳、鼻、舌、身、意，即感觉和思维器官的总和。这方石刻告诫观者面对世间种种诱惑，要始终把握住内心，以坚强定力紧锁“六耗”，破除心中之“贼”，不被外界所侵扰，方能宁心静气。

那一方方石刻，刻划的不仅仅是历史的模样，还有文明的传承。岁月失语，惟石不朽，其深意在一刀一刻之间。（厦门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