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此次修订的《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做到 “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要求，聚焦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有利于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牢记初心使命、负责守责尽责，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为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理解《条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释义》，对《条例》逐条分款进行详细解读。陆续推出释义内容，敬请关注。

　　第二十一条问责决定作出后，发现问责事实认定不清楚、证据不确凿、依据不充分、责任不清晰、程序不合规、处理不恰当，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责情况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必要时，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纠正或者责令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予以纠正。

　　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严肃追究责任。

　　【释义】

　　本条是关于对不当问责的纠正与责任追究的规定。

　　本条规定体现的是对问责的监督，是整个问责制度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实现问责工作规范化、精准化，既需要进一步细化问责情形、规范问责程序，也需要强化对问责工作的监督，及时纠正不当问责。监督的主体既可以是本级也可以是上级，主要体现组织的监督，既保证问责工作水平，又保障被问责对象权利。一是通过监督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形成纠偏机制；二是对滥用问责等的追究，形成惩戒机制。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的是对不当问责的纠正。

　　第一，本款与第十条规定的问责标准相呼应，规定对于违背问责工作“二十四字”基本要求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事实认定不清楚，比如对问责情形发生的时间、过程、性质，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或者后果，产生了哪些恶劣影响等认定不清楚，相关责任主体失职失责的具体情况不明确等；证据不确凿，比如没有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关键证据缺失等；依据不充分，比如作出问责决定所适用的法规、制度、政策依据不准确、不全面；责任不分明，比如责任划分不清晰，混淆了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程序不合规，比如问责调查、事实材料见面等必经程序缺失，未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处理不恰当，比如问责方式畸轻畸重；等等。

　　第二，“存在其他不应当问责、不精准问责情况的”，也应当及时纠正。这属于兜底规定。

　　第三，本款还规定“必要时，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纠正或者责令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予以纠正”。需要指出的是，本款首先强调要自我纠偏。发现不当问责的，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应当本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主动予以纠正，绝不能讳疾忌医、将错就错。除此以外，上级党组织也可以予以纠正。上级党组织纠正不当问责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上级党组织的名义直接纠正；另一种是责令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予以纠正。这两种方式都体现了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和监督，与《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启动问责调查未及时启动的，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启动。根据问题性质或者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问责调查，也可以指定其他党组织启动”的精神相一致，有助于推动对不当问责的纠正。

　　第二款规定了对滥用问责等情形的责任追究。

　　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该不该问责、该问谁的责、问到哪一层级、采取哪种问责方式，都关乎问责的效果和党组织公信力，因此必须高度负责，努力做到规范、精准。实践中一定程度存在滥用问责、随意问责的问题，也存在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现象，使问责的警示作用打了折扣，违背了问责制度的初衷和导向，影响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也是导致问责不力和问责泛化简单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比不当问责性质更严重。因此本款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严肃追究其责任。这里的“严肃追究责任”，既包括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也包括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即对问责工作的“再问责”。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释义》）